在农村，杀猪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它既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延续，也是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一部分。要谈“农村可以杀猪吗”，或许得从更久远的历史说起。
据一些记载，古代的农村社会中，杀猪并不是一件随意的事。尤其是在农耕文明早期，牲畜不仅是生产工具，还是财富的象征。杀猪往往与祭祀、节日或特殊场合联系在一起。比如《礼记》中提到，春秋时期的祭祀活动中有“刲羊击豕”的仪式，意思是宰杀羊和猪来供奉神灵。那时候的杀猪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表达对天地的敬畏和对家族的祈福。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猪肉逐渐成为普通人家的日常食物。杀猪依然带有某种仪式感。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汴京城外的农村集市上，屠夫们如何宰杀牲畜供应市场。那时的屠夫不仅是个体力活儿的技术工种，还带有一种“职业尊严”——他们往往是村里有威望的人，甚至能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决策。
明清时期，农村的杀猪活动更加普遍化、日常化。尤其是在年关将至时，家家户户都会准备年货，其中就包括宰杀一头肥猪。这时候的杀猪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祭祀行为，而是与家庭经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的活动。据后来有人提到，清代的某些地方志中记载了村民们如何集体宰杀年猪、分享猪肉的故事——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为了维系村里的团结和互助精神。
到了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农村的杀猪活动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集体经济成为主导模式。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具体细节可能各地有所不同），农民个人是不能随意宰杀牲畜的——无论是养猪还是养牛羊——都必须由集体统一管理、分配和处理。那时候的“私自宰猪”被视为一种“资本主义尾巴”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这个词后来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或经过批准的情况下（比如生产队需要庆祝丰收）才能宰杀牲畜。这种情况下，杀猪成了一种“公事公办”的行为：屠夫不再是村里的权威人物（甚至可能被视为“落后分子”）；猪肉也不再是家庭财富的一部分；它更多地变成了集体分配的一种资源——你家分几斤肉、我家分几斤肉都是按规矩来的（当然也少不了暗地里的交易和人情往来）。
改革开放后（大约是19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放开农村又恢复了相对自由的经济状态（至少在政策上是这样说的）：农民可以自己养猪养鸡甚至可以自己宰杀了卖钱或者自己吃（当然前提是要符合当地的卫生检疫规定）；屠夫这个职业也重新回到了村里并且逐渐恢复了某种传统的地位——他们不仅是技术工人还成了村里红白喜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比如谁家娶媳妇或者老人过世都少不了请屠夫来帮忙操办宴席）；至于过年时家家户户宰年猪的传统也重新兴盛起来并且比以前更加热闹了——因为这时候人们不仅是为了吃肉更是为了图个喜庆和团圆……总之在那个年代里“农村可以杀猪吗？”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答案显而易见：当然可以！而且大家都在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