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辞赋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逐渐从西汉的铺陈华丽走向了更为深沉和内敛的风格。这一转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人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初年，随着光武帝刘秀的统一，国家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政治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保守趋势也逐渐显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辞赋的创作不再仅仅追求宏大的场面和华丽的辞藻，而是更多地转向了对个人情感、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
班固是东汉初期辞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两都赋》虽然在形式上延续了西汉大赋的传统，但在内容上却更多地体现了对都城建设的理性思考和对国家未来的忧虑。班固的辞赋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和对道德伦理的强调。这种倾向在后来的辞赋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东汉中期，辞赋的风格更加多样化。张衡的《二京赋》不仅在规模上超越了前人，而且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和复杂。张衡通过对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的描写，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危机并存的局面。他的辞赋中既有对都城壮丽景象的赞美，也有对社会问题的隐晦批评。这种双重性在当时的辞赋创作中并不罕见，许多文人都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
东汉后期的辞赋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蔡邕的《述行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作品通过对旅途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蔡邕的辞赋风格简洁而富有哲理，与前人的铺陈华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风格的转变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文学功能的重新认识：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通过辞赋来展示才华或歌功颂德，而是希望通过作品来传达更为深刻的思想和情感。
据一些记载，东汉末年的一些文人甚至开始尝试将辞赋与其他文学形式结合，创造出新的文体。例如，王粲的《登楼赋》不仅是一篇典型的抒情辞赋，还融入了诗歌的元素，使得整篇作品更加富有韵律感和感染力。这种创新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虽然并未形成主流趋势，但却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东汉时期的辞赋创作呈现出从宏大叙事到个人抒情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新风格的探索和尝试。尽管东汉末年的动荡局势使得许多文人的创作受到了影响，但他们的努力无疑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人提到，正是这些看似零散的作品和风格变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