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发现，说起来倒是个颇有趣味的故事。这本古籍的来历，至今仍有不少谜团，但据一些记载，它的流传与整理，似乎与几位古代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最早提到《山海经》的，大概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曾提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话虽短，却透露出他对这本书的敬畏与困惑。司马迁的时代，《山海经》已经存在，但他显然对其中描述的奇异生物和地理现象感到难以置信。他并未详细说明这本书是如何传世的。
有人提到，《山海经》可能是由大禹或其助手伯益所编纂的。这个说法在古代颇为流行，尤其是在汉代的一些文献中有所提及。据说大禹治水时，走遍了九州大地，记录下了各地的山川、河流、动植物等奇异现象。这些记录后来被整理成书，便是《山海经》的前身。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更像是一种传说。
到了汉代，《山海经》逐渐被学者们重视起来。刘向、刘歆父子曾对其进行过整理和校订。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提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他似乎相信这本书是由大禹和伯益等人编纂的，但也承认书中内容多有荒诞不经之处。刘歆在校订时，将原本的《山海经》分为十八卷或二十一卷（具体卷数说法不一），并将其归类为地理志书。
也有学者认为《山海经》的成书过程并非如此简单。据一些记载，这本书可能是由多位作者在不同时期陆续编写的。书中既有对古代神话传说的记录，也有对当时地理知识的总结。甚至有人推测，其中部分内容可能是从更古老的巫术或祭祀仪式中传承下来的口述资料整理而成。这种说法虽然缺乏直接证据支持，但也为我们理解《山海经》的复杂性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到了魏晋时期，郭璞为《山海经》作注释时曾提到：“世之览《山海经》者……莫不怪其文辞诡异而不能通其义也。”郭璞显然也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颇为奇特难解。他在注释中不仅解释了书中的地理名词和动植物名称（有些甚至今天也无法考证）,还试图从神话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来解读其中的故事情节——虽然他的解读未必完全准确,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这本书的新途径.
至于《山海经》是如何被发现的,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不会有确切的答案.我们只知道,它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经过无数人的手笔和整理,最终成为了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经典著作.或许正是这种神秘感,才使得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了如此独特的地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