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或许可以从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细节说起。据一些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曾对弟子们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句话后来被视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起点之一。孔子并非专门讨论文学理论，但他对《诗经》的评价，却为后世的文论奠定了基础。
有人提到，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也谈到了文学的作用。他说：“夫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种对诗歌创作动机的探讨，与孔子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向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反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言论逐渐被后人引用和讨论。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开始有了更为系统的表达。陆机的《文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文中详细探讨了文学创作的过程，提出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观点。这种对创作过程中思维与表达之间矛盾的思考，成为了后世文论的重要议题之一。陆机的文章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总结，更是对当时文人心态的一种反映。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鼎盛时期，也是文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韩愈、柳宗元等人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文章风格。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句话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目的的阐述，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韩愈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但无论如何，他的言论为中国古代文论增添了新的维度。
宋代以后，文论逐渐走向多元化。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提到：“凡物之美者，必有所不足；凡物之恶者，必有所可取。”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在当时的文论中颇为常见。苏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深谙文学理论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文人学者。
明清时期，随着小说和戏曲的兴起，文论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提出了“因缘生法”的理论，认为小说中的情节发展是因果关系的体现。这种对小说结构的探讨在当时颇为新颖，也为后来的小说批评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对文学创作的具体指导作用，更在于它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人对于文学、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与理解。这些思考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历史文献中，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