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客观"与"主观"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像今天这样明确。据一些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就已经有了对事物本质和个体认知的探讨。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触及了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的关系。孔子强调的是，一个人应该清楚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这种自我认知的清晰度，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主观与客观界限的一种自觉。
到了汉代，随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对世界的理解逐渐成为主流。“天人合一”的思想被广泛接受。董仲舒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人的行为应当符合天道的要求。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如果天道与人道是一体的，那么人的主观认知是否也能等同于客观事实呢？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历史中引发了诸多讨论。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尤其是王弼、郭象等人的哲学思想中，对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探讨。王弼在《老子注》中提到：“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他认为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和道理，而这些规律和道理是客观存在的。郭象在《庄子注》中则提出了“独化论”的观点，认为万物都是独立自化的，没有外在的规律可循。这种观点似乎更倾向于主观的解释——万物的发展变化并不受外在规律的约束，而是由内在的主观意志所决定。
唐代是一个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佛教思想的传入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禅宗六祖惠能的《坛经》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表达了一种超越主观与客观对立的境界——如果一切都是虚幻的、无实体的，那么所谓的客观存在又是什么呢？这种思想在后来的文人墨客中广为流传，甚至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创作方式。
宋明理学时期，朱熹和王阳明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哲学倾向。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认为通过对外物的观察和研究可以获得真正的知识。他的思想更倾向于客观主义——知识来源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分析。而王阳明则提出了“心即理”的观点，认为真理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他的思想更倾向于主观主义——真理并不是通过外部的观察获得的，而是通过内心的体悟来实现的。这两种观点在后来的历史中一直争论不休。
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中国社会开始重新审视“客观”与“主观”的概念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始引入西方的科学方法论强调实证主义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这无疑是对传统中国哲学中主观主义倾向的一种反拨但同时也引发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思考后来有人提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等人进一步推动了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想他们提倡白话文运动主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思想试图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新的知识和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概念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