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子等，就已经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商鞅变法时，强调“法者，国之权衡也”，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工具。这种思想在秦朝得到了实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严刑峻法，试图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秦朝的速亡也让后人开始反思法治的局限性。
到了汉代，儒家的影响力逐渐上升，法治与德治的争论也愈发激烈。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尽管如此，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未被完全忽视。汉代的律令体系相当完备，法律依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此时的法治更多是作为德治的补充，而非主导。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化，法律的作用再次被重视。唐代的《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巅峰之作，不仅条文详尽，而且注释清晰，成为后世立法的典范。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也强调了法律在经济改革中的重要性。这些时期的法治依然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法律更多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和官僚体系的膨胀，法律的作用似乎又有所减弱。明代的朱元璋曾多次修订《大明律》，试图通过严刑峻法来巩固皇权和控制社会。实际执行中却常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清代的法律体系继承了明代的基础，但在具体操作中依然存在诸多弊端。据一些记载显示，地方官员在执法过程中常常滥用职权、徇私枉法。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和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依法治国的理念再次被提上议程。清末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提出了效仿西方的法治思想。有人提到梁启超曾说：“中国之所以弱者无他焉……无法治而已矣”（《饮冰室合集》）。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也试图建立一套现代化的法律体系。然而由于政局动荡和社会矛盾激化等原因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中华民国史稿》） 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将依法治国作为其重要的执政理念之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选集》） 并强调要通过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依法治国更是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4年宪法修正案更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共产党简史》）
